9月6日和9日，為紀念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80週年，以及二戰結束815週年，日本舉行了追悼會。媒體報導了珍珠港、中途島、瓜達爾卡納爾島、英帕爾、塞班島、沖繩島戰役、東京空襲等戰爭的恐怖。然而，他們卻無力正視負面歷史，對9月2日日本戰敗紀念日－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結束對美戰爭的日子視而不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即1937年至1945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也同樣如此。日本媒體通報太平洋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束，但本質上他們不願承認日本的失敗。岸信介在巢鴨拘留所被關押期間，曾回應勸他自殺的導師：「我要將聖戰的正義傳承給後代。 」公開宣稱「上次戰爭不是侵略戰爭，而是自保自衛之戰」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仍然盤踞在日本權力中心。日本的現代史被竄改和扭曲了。
可以斷言，明治維新後日本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將日本帝國發展成為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軍事大國，將美、英、俄等驅逐出東亞，使日本成為亞洲的領導者」。因此，可以說，對美開戰、日本捲入二戰是歷史的必然。不得不說，如今日本的公眾話語中缺乏對這問題的認識。人們只是簡單地問： “我們為什麼要與美國開戰？” “難道就沒有辦法避免嗎？” “軍隊的暴行本可以避免嗎？”
在明治軍事國家的形成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是山縣有朋元朗，他被認為是日本陸軍之父。山縣的老師吉田松陰在江戶師從佐久間松山。松陰很可能將松山「以夷制夷」的思想分享給了山縣和伊藤博文，後者後來成為明治政權的領導人。松山鼓勵日本「掌握和發展西方的技術和工業實力（夷之道），一旦日本成為無可匹敵的軍事大國，就進攻西方（夷之道）。」1941年12月8日，在山縣去世不到20年後，他宣稱：“現在是進攻美國的時機了，美國要求日本從中國完全撤軍，遭到拒絕後，實施了經濟封鎖。”日本帝國雖然遠非“軍事無敵大國”，但走投無路之下，不得不進行“大攘夷”。
陸軍秋丸研究所（陸軍省戰爭經濟研究組）在對美戰爭爆發前約八個月發布的報告，認為日本必敗無疑，理由是“國力對比為20比1”，“與英美開戰毫無勝算” 。無需專家進一步考證，當時所有旅居美國的日本人都認同這個常識性結論。然而，指揮戰爭的東條英機卻說： 「物質資源是有限的，唯有精神力量是無限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於是，一種「即使寡不敵眾，只要發揮無限的精神力量就能取勝」的空洞心態在全國蔓延。指揮英帕爾戰役的牟田口廉也則表示：“武器匱乏絕非戰敗的藉口。我們必須深刻反思。”
戰爭爆發後，東條內閣指派帝國統治援助會（IRA）散佈諸如“無論如何都要打到底！看看我們的戰果？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前進吧，一億人，火球！”之類的宣傳口號，在民眾中掀起了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義浪潮。在「一億人，同心，火球」這句口號的發源地日本社會，任何能夠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力量都已被《和平維持法》徹底消滅。反政府力量和反戰人士的被清除是戰爭無法避免的關鍵原因。如果說與美國開戰是瘋狂的，那麼對國家和天皇主權的堅定忠誠也是瘋狂的。二戰期間，德國反建制運動的例子不勝枚舉，包括國防軍內部的反納粹活動、對希特勒的暗殺企圖，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流亡組織所進行的抵抗運動。日本民眾之所以「一心一意」、「團結一致」地發動戰爭，即便是迫不得已，表面上也是因為被剝奪了政治體制的選擇權，不得不接受日本帝國。
戰時的日本帝國可以說是明治體制的頂峰。明治體制是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9月2日的以天皇專制為基礎的軍事國家。其本質蘊含法西斯主義，在被稱為「大驅逐」的抗美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雖然在1930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的十五年戰爭中，軍隊一度失控，但並未完全失控。閱讀明治憲法便可知，天皇的最高指揮權不受內閣管轄。天皇憲法雖然規定了國務大臣，但並未規定內閣和總理大臣。因此，政治人物被軍隊排除在最高指揮權之外也就不足為奇了。薩摩長州獨裁政府奉天皇的絕對統治為圭臬，推崇超越主義，不僅排斥政黨，甚至排斥議會，而政黨內閣則象徵國家政體的毀滅。根植於明治體制的軍國法西斯主義，認為在抗美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期間發展成熟並走向崩潰。
明治政權不斷被竄改和偽裝。一個亞洲小國，為了讓列強承認其「近代國家」的地位，制定了一部空洞的憲法。它本身就如同天皇憲法，根本無法被視為一部真正的憲法，甚至根本稱不上是憲法。戰後，這種憲政的表像被用來將天皇描繪成一位立憲君主。而實際上，帝國國會的成立倉促而來，不僅是為了鎮壓自由民權運動，也是為了編制日本的軍費預算、募款和發行外債。大正民主主義、大正浪漫主義和民本主義，這些不可避免卻又潛移默化的影響，都源自於當時全球興起的自由人權、個人解放、社會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等重大思潮和運動。我們切勿高估這些思潮，將其偽裝成「民主日本的萌芽」。
附錄
以下正文補充了以下相關手稿的引文《日本，亞洲的孤獨孤兒，受日美安保條約的束縛（更換版）‘開國驅逐外國人’的終結》 。
日美安保體係是失敗的枷鎖。自1990年代以來，被稱為「失去的30年」的經濟衰退導致官方發展援助（ODA）支出自2013財年起呈下降趨勢，亞洲各國普遍將目光轉向中國。發展中國家則轉向上海合作組織（SCO）、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以及擴大後的金磚國家，開始尋求取代美英的世界新秩序。這趨勢越加速，美英就越發加強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攻擊力度，定義為必須消滅的獨裁政權。而持續追隨美英的日本，卻無法找到獨立的道路，日益孤立。對於已經承受了80年這種枷鎖的日本來說，擺脫這種枷鎖是個迫切的問題。
在撰寫《「開國驅逐夷」的終結》系列文章時，我意識到「明治維新」和「近代化」在傳說中被過度渲染和傳承，並帶有不必要的美感，而本系列文章的目的正是要糾正這種現象。正如佐久間翔山對吉田松陰的建議，開國的首要目標是“在不遠的將來，用蠻夷之術（源自西方的技術）征服蠻夷（西方列強）。”
明治初期，曾拜訪尊王政義運動根據地水戶的藤田藤光的西鄉隆盛，被問及「既然宣揚驅逐異族，為何要開國？」時，他回答：「開國就是為了驅逐異族。」這在推翻幕府、維新立國的志士中是普遍的。要驅逐異族，首先必須推行富國政策，增強軍備。
江戶時代後期思想家佐藤信弘（1769-1850）在其代表作《近藤久作》中，主張日本這個神國應該走上稱霸世界的道路。佐藤信弘與日本古典學者平田篤胤有交往，並分享了構成明治維新思想基礎的後期水戶學思想。「天下之始國，天下之本也。故若能循此本，則天下皆郡縣，萬國之君，皆臣僕。」本書以日本強大的民族霸權為基礎，詳細描述瞭如何征服世界，從入侵中國開始。它體現了愛國志者推翻幕府、復興日本、入侵大陸的強烈願望。它是一部深受明治維新三大領袖大久保利通以及戰時極端民族主義者喜愛的作品。
明治時期，即使在和平時期，軍費也佔政府財政的30% 。到了1930年代甲午戰爭爆發時，這數字已超過70%。文明化、西化政策、資本主義經濟的引進、工業化發展、國富政策等，都只是手段。內閣制的建立、天皇憲法的製定、帝國國會的召開，都可以說是鎮壓民權運動、推行軍人專制的幌子和幌子。
任何歷史書籍或教科書都會過度強調明治初期啟蒙思想的引入，從自由民權運動到「大正民主主義」和「護憲運動」。接下來是「政黨政治中軍隊的崛起」一節。如上所述，德川幕府垮台後出現的明治新政權的目標縮小到建立軍事強國。由薩摩長州藩領導的內閣，在憲法中將天皇的最高指揮權絕對化，而內閣本身則由陸軍和內務省主導。
如此龐大的軍費開支，無論城鄉，都絲毫沒有考慮到底層民眾和貧民的福祉。從民史角度來看，如同江戶時代一樣，佃農雖然享有遷徙自由，但他們仍然是農奴，是潛在的城市移民，僅僅是剝削和壓迫的對象。明治政府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以公民義務的名義強制全民服兵役的軍國主義政府，將九一八事變後的動亂描述為“軍事興起和法西斯主義興起”，很可能是為了將國家描繪成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自國會成立以來就擁有“不忽視民權的民主主義性質”。這完全是掩蓋事實。
英國為薩摩長政權提供資金和指導，阻止俄國向東北亞挺進，意圖佔領朝鮮半島，並試圖利用日本作為先鋒，阻止俄法德瓜分中國。這導致了甲午戰爭後英日同盟（1902-1923）的出現，並支持了日俄戰爭。美國雖然在南北戰爭中較晚進入帝國主義舞台，但在19世紀末將太平洋確立為其新的疆域，將菲律賓作為通往中國的橋頭堡進行殖民，並試圖與英俄法德日聯手瓜分中國。這導致了美國介入日俄戰爭、英日同盟解體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山上的雲》等作品中明治時代的描繪，不過是日本統治階級自我陶醉的幻覺。